美国政府制裁

作为制度意义上的行政检查与行政调查存在着性质与功能的差异，共同构成了行政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目标实现的制度要素。

[20]而维持这一区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作为权利的主张比政策性主张更加重要，也就是说，一项权利的要求不能随意被一项通常的政策主张所压倒，这被德沃金称为作为王牌的权利。如果法律体系存在漏洞，则法官无法通过对既有制度的诠释找到原则，而必须于制度体系外的道德价值中寻找依据，缺乏制度性门槛的检验，答案的确定性和唯一性也将落空。

也就是说，维持程序上的平等参与是政府的全部职能。因此，集团竞争和互动成为政治社会的特征，政治市场应和经济市场一样，保证准入和退出的自由开放，维持多元和竞争的局面。[7]第四注脚内容为：当一项立法由表面观之，乃是宪法所明文禁止者时，例如宪法增修条文第1条至第10条，推定为合宪此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可能就会受到限缩。不论是法律规范还是具体判决都不是法律的含义所在，构成法律不变内涵的只有它们得以导出的、有主体参与其中的关系。相比之下，德沃金更为详尽地阐述了其在价值客观性问题上的肯定立场。

在这种模式下，不但行政机关能力较弱，司法机关的地位也较为次要、作用极为有限。[3][美]伊利：《民主与不信任》，刘静怡等译，商周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先前制定的法律也在不断地完善。

因此,报告极大的推动了行政立法三部曲(前两部是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中的第三部——行政强制法的出台。2007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授权国务院就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与拆迁补偿制定行政法规。行政强制法是继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行为、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是行政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要在十年间建成法治政府,法制的建设必须得跟上。

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我当时作为全国人大内司委的委员参加了草案的审议。行政强制法:行政立法三部曲终于完成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进依法行政,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草案最初的设想是,只有法律才能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亲历者简历：应松年,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2011年6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继续审议草案,最后表决通过。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9年12月16日在北京金台饭店召开的草案专家研讨座谈会。该草案经过几次修改,将原先分散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各种应急规定进行了整合统一。有代表提议加大地方性法规的设定权。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前四次都是以两年一次的频率审议。

最终这一条例在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4月5日以492号国务院令公布。当时的草案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设定行政许可。

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就应该有严格的规定。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立法速度加快,2003年颁布行政许可法、2004年颁布突发事件应对法、2005年颁布公务员法、2011年又颁布了行政强制法。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制定一部突发事件应对法。我当时还呼吁,草案应强调提高公民的自救意识和能力。我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行政强制执行是柄双刃剑,建议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写清楚,柔性措施应前置于强制措施。我当时考虑,由于行政强制行为对公民权益的影响极大,已经远远超过行政处罚,因此力主严格设定权。同时也开创了世界的先河,这部法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的。条例草案由国务院法制办负责起草。

大事记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应松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行政许可法:规范政府行为的自我革命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推进依法行政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起草工作始于2003年,当时非典蔓延,促使国家不得不审视突发事件应对中存在的问题,如预警、预案及信息公开的及时性问题。我在小组审议时提出,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应该限制在最高的法律层面,如果属于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有条件地进行设定。

最终,草案在2011年1月国务院第141次常委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行政制度的基础,也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础。我当时还提出,对拆迁原则上补偿的标准应该确定为房屋的市场评估价。2003年,国务院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列入当年的立法计划,同年4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意见稿)被提交至国务院法制办。

公民对政府信息享有知情权,政府有发布信息的义务。行政许可法起草及审议工作得以大大提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我国2001年进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许可法的起草工作从1996年就已开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后来又交由国务院法制办起草。按照法治行政的基本要求,政府的行政强制行为要有法律依据,要由法定机关实施并力求将公民的损失降到最小。

这一条例制定的一个重要背景是2007年3月公布的物权法中,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但这一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并未得到及时确定,而2001年颁布的《拆迁管理条例》根据物权法的精神本来应当废除,因此城市房屋拆迁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在2002年全国两会上,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十六大以来,国务院还出台了一部重要的法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当时大家围绕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征收的程序、补偿的标准、争端解决机制、强制拆迁的形式和程序、在非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采用怎样的规范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氛围非常好。为完善草案,曾多次进行实地调研,并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召开的座谈会也有四十多次。

进入 应松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基本法律 。在三审稿中,地方性法规仍然享有一些有条件的设定权,既没有扩大也没有全部否定。

本来二者缺一不可的法律要件,变成了相对宽松的二选一。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上下功夫,明确一些具体的属于公共利益的事项、判定标准。

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制研究所所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有了这部法律,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基本纳入了法治轨道。